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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专业 痴心讲台育桃李

    發布時間:2019-09-10 來源:中國教育報

        新中國教育70年的發展,廣大教師爲之傾注了無數心血和汗水。一代代教師,他們的身上有著不同時代的印記。相同的是,他們初心如一,默默奉獻、潛心育人,與共和國共成長。本報尋找到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年代的6位優秀教師代表,請他們講述自己當年在教師崗位上的專業成長故事。——編者

        中科院院士、天津大學教授余國琮:

        破解新中國重水生産難題

    1943年,我從西南聯大化工系畢業,不久後赴美留學,1947年獲得匹茲堡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48年,26歲的我開始擔任助理教授,一邊授課,一邊從事化工熱力學及蒸餾理論研究。

    1950年8月,幾經輾轉我回到祖國,投身新中國建設,繼續教學科研工作。很多人問我爲什麽放棄美國那麽好的工作生活條件選擇回國,其實想法很簡單,“回來爲自己的國家做點事”。

    回國後,我應邀到唐山工學院組建化工系。高校院系調整時期,我被安排到天津大學化工系工作。1955年,國家科研事業如旭日東升,我們當時瞄准我國核工業重水分離科學難題進行攻關。那時,我國的第一座原子反應堆就是重水反應堆,重水是核工業發展必需的重要戰略物資。以前,我國所有重水都是進口,後來由于國際關系突變,供給中斷,反應堆也面臨停止運轉的危險,開發自主的重水生産技術成爲當時的國家重大急需。在天然水中,重水的含量只有大概萬分之一點五。如何將其提純到99.9%,並實現工業化生産,是一項艱巨的挑戰。

    當時條件很艱苦,國內對重水分離的研究還是空白,國外的研究報道極少,一切完全靠自己動手探索。我每天除了回家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在實驗室。

    1959年5月28日,周恩來總理到天津大學視察,看了我們的實驗室。總理的一句話讓我們始終牢記,他說:“無論如何要爭一口氣,不能讓外國人卡脖子。”

    爲了“爭一口氣”,我們夜以繼日地攻關,搭實驗裝置,提出采用多個精餾塔級聯等多種新方法替代傳統的精餾方式。爲了解決連續性高質量生産重水問題,我們從理論研究做起,研究重水濃縮過程動態特性,從實驗數據到理論模型做了無數次實驗,最終取得突破,填補了該領域理論研究的空白。

    後來經過小試和中試,1965年,我國自主研發的重水生産工業技術誕生,成功生産出了符合要求的重水,解了國家燃眉之急。到上世紀70年代,我國生産的重水完全實現自給,還成爲重要的重水出口國。

    光搞科研,沒有熟悉重水生産技術的人才也不行。天津大學就承擔了培養重水生産技術人才的任務,當時從相近專業抽調學生,由我專門給他們授課。沒有教科書,我就自己編講義,帶著他們做實驗。我們那班的學生,後來都成長爲我國重水生産的技術專家。

    我今年97歲了。我很高興爲國家做了一點事情,事實證明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本報記者 陳欣然 通訊員 趙習鈞 采訪整理)

        首屆全國教書育人楷模于漪:

        不斷尋求教育生命突破點

        “要注意啓發引導,放手讓學生實踐,不能迷信自己的講解,獨占課堂教學時間。”我在一篇題爲《把語文課上得實惠一些,樸實一些》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文章完成于1965年,當時我36歲。

    關于教師專業成長,我認爲教師在教育生命的成長中,要不斷尋求突破點,投入教育改革之中,融入時代發展的洪流中。

    在我剛踏上教師崗位的時候,老師教學生聽、單向傳授式的“滿堂灌”教學還非常普遍。我發現自己的課堂上存在同樣問題,用一個學生的話說,“老師的課很好聽,老師講得很好,就是我們自己講不來、讀不來”。

    我有針對性地改變這種不講實效的形式主義做法,讓學生課前有所准備,講課中給他們更多練習的機會,特別是趕在學生之前先背、先練,做到心中有數,從而向學生提供更加具體的指導,增強授課效果。從學生的需求出發進行練習,學生的主動性能得到調動,逐漸樹立起信心。

    我也是被“滿堂灌”的教學方法給“灌”出來的,但教師不能代替學生學習。這就要在教學中不斷反思,改進教學方法,融入教育改革大潮中。

    大家都知道,我把“一輩子做教師,一輩子學做教師”當作畢生追求。一輩子學做教師有兩根支柱,勤于學習和勇于實踐,兩者的聚焦點就是不斷反思。

    當初走上講堂,我曾面臨口頭語言表達能力欠缺的困境。怎麽辦?我想到用一種“笨辦法”,把上課的每句話寫在紙上、背誦下來,再加以口語化。每天上班走一刻鍾才到車站,這段時間我的腦子裏就像過電影,考慮怎麽教學生吸收、怎麽讓學生進入興奮狀態,教完再寫教後記。這樣,我力求出口成章,增強課堂感染力。

    当今很多教师学历水平高,硕士很常见,博士也日渐增多。我常跟青年教师们说,学历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在校园里学到的是一门一门的课,是纵向的,而基礎教育要求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这就需要青年教师在岗位上多锻炼,并接受继续教育,把课上得学生愿意听。

    我認爲,專業成長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寫作,把教學實踐中遇到的經驗和教訓總結下來,在寫作中看到工作中的利弊得失,使教學思路變得條理化,進而提煉思想。教學中沒有經驗也有教訓,教師需要有一支靈動的筆,不斷錘煉自己的思想,把生命中最好的能量調動起來,去感染學生、改進工作,實現個人的專業成長。(本報記者 董少校 采訪整理)

        山東省沂源縣實驗中學原校長李振華:

        自制“土教具” 教好“後進生”

    1953年,當時只有17歲的我,響應“知識青年要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號召,毅然告別故鄉南京,走出南京師大校園,來到沂蒙革命老區的山東省沂源縣支教。當時已經停課半年多的農村學校,因爲我這個“城裏人”的到來,又來了38名學生,重新開學。

    從踏上村小講台的第一天起,看著學生們充滿渴望的眼神,看著村裏連個會記工分的人都沒有時,我的心被刺痛了。“甯可一輩子留在沂蒙山,也要讓孩子們有學上!”我暗下決心。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沂源辦學條件落後。沒有教具怎麽辦?爲上好地理課,我借回南京探親之際,專門從商店買來籃球,取出球膽打滿氣,做成一個紙殼地球儀胚。經過十幾道複雜的“工序”,一個神奇的“地球儀”就誕生了,讓連村子都沒出過的孩子們大開了眼界。

    後來,我又陸續制作了算盤等28種“土教具”,還讓父母從南京寄了一台收音機,和學生一起學習。國家恢複高考後,我的許多學生榜上有名。當時,臨沂地區先後兩次召開現場會,推廣我的教學和管理經驗。

    1982年秋,組織安排我到縣城薄弱學校城關二中(後改名爲沂源縣實驗中學)擔任校長。這所學校當時只招了兩個班108名學生,平均入學成績只有28.5分,26人的數學考了零分。

    “手心手背都是肉。”在我看來,轉化一名後進生,與培養一名優秀生同樣重要。一開學,我就住進學生宿舍,與這些被另眼相看的孩子朝夕相處。在教學中,我和老師們采取“小目標分層推進法”,激勵學生通過一點點進步,一步步靠近優秀。一張張樸素的獎狀,讓這些經常遭受“白眼”的孩子感受到了老師的關愛和尊重,化作學習的信心和動力。3年後,“一百單八將”的平均成績名列全縣第一。後來人民日報專門刊登了我們學校轉變“後進生”的經驗,還配發了評論《校長是關鍵》。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爲一名普普通通的黨員教師、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66年來,我個人累計捐款122萬元,資助貧困學生2200余名。我已深深地紮根這沂蒙革命老區,深深地融入這美好的蒙山沂水,永遠和沂蒙老區人民在一起。(本報記者 魏海政 特約通訊員 尚峰 采訪整理)

        全國優秀教師李元昌:

        行走在農村語文教改前沿

    “爲什麽當年在農村學校搞語文教學改革?其實就是爲了心中的那個夢!”初中時,我讀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我時常想:“什麽時候家鄉的人能像桃花源裏的人那樣過上富裕安樂、友善和睦的日子呢?”

    1979年,我大學畢業後自願返回家鄉任教。1985年,我在陶行知思想影響下,在一所村辦中學——吉林省榆樹市秀水二中進行了連續4輪長達13年的“農村語文教學爲當地經濟發展服務”教學改革實驗。

    我認識到,學生素質提高了,農村社會建設才有希望。學生要學會學習,離開學校能實現自我發展。

    廣袤的農村社會就是一個大學校、大課堂。在課堂上學了新聞知識,我鼓勵學生們到社會上搜集素材,向報社、電台投稿。學生掌握了應用文寫法,我動員他們用語文知識爲家鄉人民服務,幫助鄉親擬合同、寫書信。當地遭受自然災害了,我領著學生去察看災情,並以此內容寫作文,增強學生憂患意識,思考將來如何建設家鄉。每逢寒暑假,我們開展“家鄉建設小參謀”語文實踐活動,讓學生以小主人的眼光爲家鄉建設出力,增強了社會責任感。

    學生在校學習期間,要形成一種重要的能力——學以致用;教師要致力培養學生的一種精神,那就是科學探索的創造精神。農村語文教學更要大氣,不僅要關注語文,也要關注其他學科。我嘗試用語文爲其他學科的學用結合架起橋梁,比如,學生在植物課中學到了細胞液滲透現象,我讓學生結合他們的生産實踐作文“化肥上多了爲什麽會燒苗”,學生在作文中不僅科學解釋了燒苗原因,還推出合理施肥的方法。

    當時,也有人說我這樣教語文有點“不務正業”。我堅持認爲,這是語文教學義不容辭的責任。事實證明,通過這樣的教學過程,學生把知識同生産實踐結合起來,培養了應用能力、科學探索精神。

    就這樣,爲了心中的那個夢,我一直行走在農村語文教改的前沿。農村學校必須摘下升學教育的“近視鏡”,換上素質教育的高倍“望遠鏡”,從人的生存、發展,從學生對社會作用的大視野來思考改進教學。(本報記者 趙准勝 采訪整理)

        清華大學附屬小學校長窦桂梅:

        從“三個超越”到主題教學

    1967年,我出生于吉林省蛟河縣黃松甸鄉前河村,19歲中師畢業留校做行政工作。也許是受父親當過教師的影響,我的內心始終有一個夢想——當一名好老師。

    分配過程一波三折。直到1986年10月26日,我到吉林市第一實驗小學報到,成爲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

    由于分配太晚,我被安排在教務處做了一年幹事,隨後教過語文、音樂、數學、美術、思想品德等學科。這樣一幹就是5年。1991年冬天,我開始正式擔任班主任並教語文課,喜悅與緊迫感並存:我一定要把失去的語文教學時間搶回來,努力成爲一名語文特級教師!

    不滿足于僅僅按教學參考書組織教學,我利用一切時間努力學習,大量閱讀。幾年下來,我記下了20多萬字的讀書筆記、50多萬字的文摘卡片,聽了校內外1000多節課,寫下了10余萬字的教後記。在我看來,向書本學,靠的是“勤勁兒”;向實踐學,靠的是“恒勁兒”;向名師學,靠的是“賴勁兒”。

    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教育發展軌道應從“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這一重要理念讓我更加堅定了對小學語文課堂教學進行改革創新的想法。

    1994年到2000年,我守住一個78名學生的班級,從一年級一直教到六年級,立足語文學科,邊教學邊探索。植根于小學全年級教學實踐,我首次提出了語文教改的“三個超越”,即學好教材,超越教材;立足課堂,超越課堂;尊重教師,超越教師。從那時起,我開始用“語文教學要著眼于人的發展”的理念進行教學改革。

    我努力引導孩子親近母語,讓國學經典和當代兒童作品兩座燈塔照耀學生前行的路;努力將語文引向自然、社會、生活,帶領學生積極投身社會實踐,參加社會團體活動,拓展生活領域和視野,啓迪悟性、培養靈性、開發潛力。

    我深深感受到,實現“三個超越”,就是師生超越自我能力、知識、智慧的界限,從而實現自我創造、爲人生奠基的過程。

    1997年,我成爲吉林市最年輕的特級教師。1999年,我進一步提出語文教學的“三個超越”應該實現自我超越,走向新的“高地”——主題教學。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到革命精神的塑造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我積極呼籲培養有根的中國人,努力實現語文立人的目標。

    無問西東,只問初心。時至今日,我在清華大學附屬小學校長的工作崗位上,帶領教師研究探索從主題教學走向“成志教育”主題教育,探索立德樹人在小學的落地,爲黨和國家培養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而傾情奉獻自己的智慧與汗水。(本報記者 余闖 采訪整理)

    中科院院士、中科大常務副校長潘建偉:

        做好量子信息這盤“菜”

    1987年夏,我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到了大三,我第一次接觸到量子力學,微觀世界的種種神秘現象使我對量子産生了極大興趣,也確立了探究量子世界奧秘的奮鬥目標。

    1996年,我從中科大理論物理專業碩士畢業後,留學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師從量子實驗研究著名學者安東·塞林格攻讀博士學位。當時,正是量子信息這門新興科學開始蓬勃發展的年月。我很快了解到,這門科學可以在確保信息安全、提高運算速度、提升測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經典技術的瓶頸,將帶來極大應用價值並具有重大科學意義。

    在努力學習、掌握量子實驗技術的同時,我將目光投向了國內,迫不及待希望祖國能很快跟上這個新興科技領域發展步伐,在信息技術領域抓住這次趕超發達國家並掌握主動權的機會。從1998年開始,我每年都利用假期回到中科大講學,爲我國在量子信息領域發展提出建議,並帶動一批研究人員進入該領域。2001年,我入選“中科院引進國外傑出人才”,並獲得了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項目支持,在中科大組建了量子物理與量子信息實驗室。這個實驗室以一批年輕教師和學生爲班底,朝氣蓬勃。短短幾年,我們就産生了一系列量子信息領域重要成果,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

    爲了做好量子信息這盤“菜”,我們將不同學科背景的年輕人一一送出國門,分布到德國、英國、美國、瑞士、奧地利等量子信息研究頂尖國際小組加以鍛煉。這些特意“放飛”國外多年的年輕人後來都紛紛回歸,形成了一支優勢互補、創新能力強的團隊。

    經過10余年努力,我們已經建立起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實驗研究平台,取得了多項國際領先原創性成果,爲我國在國際量子科技版圖上占據一席之地盡了一份力量。特別是由于我國在量子通信方面的技術積累已比較充分,中科院迅速啓動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先導專項,爲我國實現量子通信的國際引領占據了先機。而當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的預定科學實驗任務成功完成後,衆多西方國家主動請求加入我國的量子衛星項目中開展合作研究。

    回首以往,我們應該感謝祖國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們有機會盡情揮灑青春的激情和夢想,爲國家科技事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深刻地體會到,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科技制度的不斷創新與完善,我國科技事業正處于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我們科技工作者正處在一個不斷實現和超越夢想的光榮時代。(本報記者 方夢宇 采訪整理)

    《中國教育報》2019年09月10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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