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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行漫记 | 万里边疆教育行

    發布時間:2019-09-29 作者:易鑫 來源:《中國民族教育》雜志

    摘 要: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刊所属的中国教育报刊社于今年6月初启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万里边疆教育行”(以下简称“边疆行”) 大型融媒体报道活动,分9路出发,深入全国9个陆上边疆省份: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报道组走进一所所国门学校,与长期扎根边疆的教师面对面交流,体验他们在边疆的生活,感受边疆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 本刊特邀报道组成员,倾情讲述他们的边疆行故事。有别于传统报道的宏大叙事,这是真心与真情浸润的行走体验。于行走间,记者们的思想与心灵也因为走近、贴近、亲近,而得到了净化与升华。透过记者们的笔触,我们仿佛身处一幅祖国边疆教育的伟大画卷,也由衷地接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湛藍的天空,潔白肅穆的雪山,莊嚴的界碑和國門,強烈的紫外線,高海拔帶來的眩暈感及艱難呼吸,帶著異域風情的褐色大眼睛,熱情奔放的笑容,“花兒爲什麽這樣紅”的洗腦旋律……回憶起3個月前的新疆采訪,紛繁的畫面如同洪水打開了閘門,轟然充斥到我的腦海中。

    我所在的新疆組,任務是采訪西陲第一校——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烏恰縣吉根鄉小學,以及帕米爾高原上的喀什市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以下簡稱“塔縣”)的教育發展變化,包含報紙的采寫和新媒體的視頻拍攝。帶著第一次去新疆的興奮,帶著對國門景象的向往,帶著對邊境學校和教育的好奇,我充滿期待地出發了。

    質樸熱忱的西陲人

    盡管從他人的介紹和有限的地理知識中,對新疆之遠——距北京近4000公裏,新疆之大——占我國國土面積1/6,已有心理准備,但親曆後我才切身感受到新疆的幅員遼闊。

    這一路,從喀什到吉根鄉,再從吉根鄉到塔縣,最後從塔縣回喀什,保守估計,有一半時間都在路上。盡管如此,我們的疲憊感卻不強,因爲大家一直保持高度的亢奮狀態。

    一方面是因爲河山的壯美和遼闊。去往烏恰的路上,沿著筆直的公路行駛,仿佛一直行走在天邊,直到連綿巍峨的群山浮現。到昆侖山和天山交界處,我們的精神振奮到了極點——黛色昆侖巍峨,駝色天山豔麗,烏恰縣像一顆明珠,鑲嵌在兩大山系交彙的盡頭。遠古時代的地殼運動,是興之所至的神妙之手,造就了這樣震撼的奇觀。

    而去往塔縣的路上,我們又感受到了仿若另一個世界的景觀。綿綿延延無窮無盡的終年雪山,在陰晴不定之下,展露出粗狂、柔美、端莊、雄壯的千姿百態。有“冰川之父”美名的慕士塔格峰,雲霧缭繞之下昭示著神秘和不可征服。積年的風吹過白沙湖,湖岸形成了一座美輪美奂的沙山。

    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疆独特的风情。这里比北京的东八区往西两个时区,太阳要到晚上10点多才落下余晖,喀什的街头甚至艾提尕尔清真寺广场,半夜 12点仍人流如织、灯火辉煌……这个时差让我们的时间感有点混乱,常常半夜一两点还在开会讨论工作安排,而早上仍然按正常时间开始采访和拍摄工作。

    最重要的是,我們覺得,若沒有飽滿的精神狀態,實在愧對這兩地學校和教育部門的熱忱配合。

    在吉根乡小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校党支部书记张宝元。张宝元是汉族人,精瘦黝黑干练,整个学校在他的调度下井井有条。想请哪个班级的哪个老师或是哪个学生的家长来采访,他有求必应。涉及外出的采访镜头,他全程陪同,甚至早上 6 点多一起去山头拍日出。怕温差太大,拍摄的同事不适应,他暖心地给每个人都带了羽绒服,带同事去往最佳的拍摄山头。怕晚上往返乌恰县耽误时间以及不安全,他还专门给我们腾出几间教师宿舍,虽然条件简朴,但崭新的被褥带来的温暖,至今萦绕在我心头。

    塔县同样如此。经过一整天车程,我们抵达塔县已是晚上8点多钟。到宾馆的会议室时,满满一屋人坐在我们的对面——应我们连夜开座谈会的要求,副县长谢华、教育局主要领导和相关负责人、部分学校的校长和幼儿园园长齐聚于此,静候我们的到来,有的甚至是从乡里赶来。从事先发来的资料中没有发现任何亮点的我们,在座谈会上抓取了大量信息:寄宿制学校建设和探索、學前教育的迅速发展、感情浓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正如塔县城乡寄宿制小学校长武建芳所说,塔县的教育闪光点像星星一样在帕米尔高原上闪烁。

    濃烈的愛國情懷

    每每講到愛國,人們常常會覺得有所拔高,或者大而空。而在這兩個采訪地,我們卻親身感受到了邊疆教育者對祖國濃烈、坦誠、直白的愛。

    烏恰縣吉根鄉是祖國西陲第一鄉,百姓以柯爾克孜族爲主。吉根鄉小學是西陲第一校,緊鄰77號界碑。站在界碑處,可以清晰地看見吉爾吉斯斯坦的哨所。

    塔縣是全國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縣,99%的人口都是塔吉克族。一縣對三國,整個西半部縣界都是國界,接壤的3個國家,分別是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們肩負著同樣的責任和使命。在采訪的過程中,我們也親耳聽到了同樣動人的故事。

    在吉根鄉,76歲的布茹瑪汗·毛勒朵無人不知。她從19歲起,就踏進了海拔4290米的冬古喇嘛山口,成爲一名護邊員,在巡邊路上行走8萬多公裏,相當于7個長征路;爲了守護邊境,她在邊境線上埋設了200多塊刻有“中國”字樣的碑石,石頭上的每個字上都留下了她虔誠的吻痕……

    在塔縣,一家三代護邊的故事廣爲流傳。上世紀60年代,巴依卡的父親就開始在紅其拉甫一帶放牧巡邊。到了70年代,老父親身體不再允許頻繁地跋山涉水,年輕的巴依卡便踏上了巡邊護邊的道路。在這條蜿蜒在帕米爾高原至喀喇昆侖的冰山雪嶺中,冬天風雪肆虐,夏季洪水洶湧,隨時伴隨泥石流、暴風雪、冰雹和雪崩,但他一走,便是30余年。2008年,56歲的巴依卡又將接力棒傳給了兒子拉奇尼。在去紅其拉甫采訪的路上,我們偶遇正帶著一隊護邊員巡邏的拉齊尼,他和巴依卡一樣,皮膚曬得黝黑,但神情堅定。

    在吉根鄉小學,每個學生都親耳聆聽過布茹瑪汗·毛勒朵講的故事。張寶元說:“生在邊境,長在邊境,孩子們有責任了解怎樣守護邊境。”學校還和烏恰縣邊防七連結了對,經常帶著學生們去連史館參觀,或者請連裏的官兵來學校講守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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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报刊社“边疆行”新疆报道组与当地师生合影。易鑫 供图

    在塔縣,大部分學生都到過巴依卡的家中,參觀他自己整理出的愛國護邊展室。塔縣常常組織學生參加紅其拉甫邊檢站開展的“警營開放日”活動,還借助與中亞多國接壤、邊境線長、愛國主義教育資源富集的優勢,充分挖掘紅色資源,開發出了一條集曆史文化、國防教育于一體的愛國主義教育“紅色走廊”。

    在塔縣的座談會上,塔縣第二幼兒園園長迪力加馬麗小聲而激動地說:“我們塔吉克族人世世代代愛國,感謝中國共産黨,讓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教育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化!”她的普通話並不是很標准,但在那樣靜谧的會議室裏,這樣的表達讓人感到真誠而心潮澎湃。

    在兩地的學校文化建設中,愛國主義的特色也尤爲突出。如塔縣第二幼兒園,園長迪力加馬麗十分用心,設計的園徽是向日葵,背景是解放軍戰士,意寓邊防戰士的守護。走廊文化中,處處是教師手工制作的長城、天安門,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扇子、十二生肖、青花瓷、飲食、服裝等。

    我對幼兒園的孩子們接受這些的程度有所疑問,迪力加馬麗很自信地說“:我們將這些內容滲透到社會、語言、藝術等各個領域,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我最不能忘懷的,是她說:“我們要讓娃娃們知道,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曆史不是白來的。”說這話時,她走在幼兒園的走廊裏,在熟悉的環境裏,她侃侃而談,全然不像座談會時的緊張和羞澀。

    對民族教育炙熱的愛

    吉根鄉,平均海拔3000米。塔縣,平均海拔4000米。兩地的特點都是高寒缺氧,山高路遠,缺少綠植。我曾去拉薩采訪,那裏的海拔在吉根鄉與塔縣之間,但拉薩南部有一條河面寬闊、水量充沛的拉薩河流過,爲拉薩增加了濕潤度。而吉根鄉和塔縣,終年幹旱。強烈的紫外線,帶給在這裏生活的人們黝黑的皮膚和打眼的高原紅。三四千米的高原,則帶給他們心髒病、高血壓等高原病。在塔縣,據說當地人的平均壽命不到60歲。

    我的心裏一直有個疑惑,如果說柯爾克孜族人和塔吉克族人留在這裏是依戀自己的家鄉,那麽在兩地學校見到的那麽多內地來的老師,他們又是爲了什麽?

    在塔縣,我見到了寄宿制小學校長武建芳,短頭發,黑色西裝,十分幹練。聊得深了,她笑著告訴我,她是爲了愛情來的。因爲當年丈夫要來塔縣工作,她就跟著上來了,這一晃,就是十幾年。最近,她丈夫正因爲高原病在喀什住院。

    講起這些,武建芳雲淡風輕,寥寥幾句帶過。但是講起寄宿制小學的故事,她又滔滔不絕。講起2008年寄宿制小學剛剛建起來的時候,孩子們的狀

    態給教師們帶來的窘況,她十分激動,連比帶畫。

    印象深的是她講的三個故事。

    故事一:學校第一次發香蕉,孩子們咬了一口,都說不好吃,扔了“。爲什麽?因爲他們生活在大山深處,沒見過香蕉,直接連皮吃了。”老師們急了,爬上桌子,給孩子們演示怎麽剝皮,怎麽吃香蕉。

    故事二:办学一年下来,校长老师们吃惊的是,学校在换玻璃上花了 3 万多块钱。“为什么?因为孩子们小时候只玩过扔石头的游戏,到了学校,没事的时候接着扔石头,瞄着玻璃扔,他们完全没有‘这是在破坏公物的意识’。”

    故事三:學校食堂炒了菠菜,孩子們都挑出來扔了。“他們說這是草,是牛羊吃的,人不能吃。他們在牧區幾乎沒有見過蔬菜。”

    怎麽辦?

    武建芳說,那時候老師們白天上課,下了課組織孩子們吃飯、睡覺,又當老師又當保姆。晚上全部住在學校,前兩年沒有半夜2點以前下過班。有的低年級孩子小,晚上想家睡不著覺,一個哭了整個宿舍都跟著哭。“我們抱著孩子哄,有時候心疼,跟著一起哭。”武建芳笑著回憶,眼眶卻悄悄紅了。

    而現在,這些來自牧區的孩子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再隨地大小便,不再悄悄溜出學校,見人變得有禮貌,學會收拾垃圾,理想變得豐富多彩。

    在操場上,記者問孩子們長大想做什麽,“律師”“舞蹈家”“科學家”……孩子們爭先恐後地回答。

    “要是10年前問這個問題,他們還都說是放羊呢。”武建芳笑著說。

    武建芳還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我們去采訪的前兩天,一位老人在校門口轉了兩天,說要見校領導。

    武建芳去見了他,因爲語言不通,請了翻譯才明白,這個73歲的塔吉克族大爺巴地·白給克想給學校捐3000塊錢“。我一問,他也不是退休幹部,還在拿低保,怎麽能要他的錢?但他說什麽也不肯,最後我和他商量半天,讓他捐了1000塊錢。”

    武建芳深受感動,在學校的六一慶祝會上,她專門加了一個環節,把巴地·白給克大爺請去作了簡短的發言。“這裏的老百姓很重視教育,很支持我們。”武建芳說。

    爲什麽能堅持留在這裏,武建芳沒有給我正面的回答,但她對孩子們的變化所體現出的發自肺腑的喜悅,讓我感受到了她對塔吉克族教育、塔吉克族孩子濃烈而炙熱的愛。

    從學校出來後,塔縣教育和科學技術局雙語辦主任木拉阿比甫·夏夏告訴我們,武建芳的腦血管也有問題,但一直沒有去醫院進一步確診。

    對于爲什麽願意留在這裏,最終吉根鄉小學黨支部書記張寶元給了我一個答案。他說:“我們有80%的學生家裏有親人在護邊,在保家護國,我們有責任照顧、培養好他們的孩子。”我肅然起敬。

    (作者系中國教育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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